5月20日，由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主办、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承办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会首届高峰论坛在我校东莞校区举行。来自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澳门大学、暨南大学、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等多所高校及社会语言学研究机构的近20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社会语言学不同研究传统的相互借鉴与协同创新”主题展开专题研讨与学术交流，旨在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社会语言学跨学科、跨领域、跨研究传统的融合发展与学术创新。

20日上午，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院长潘海英教授委托董晓宇老师代为作题为“10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主要问题综述”的报告。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理事、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丁建新教授主持论坛。

董晓宇指出近年来，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学科基本理论研究、语言便利研究、语言接触研究和语言规划研究，而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属于语言规划研究。在国家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的影响下，一个国家的语言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她提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做语言政策选择的时候要有两个关键的概念：语言价值的考量和语言秩序的建构。

董晓宇表示，应关注语言的本土化，原因在于服务国家的事物方面会产生三个关键功能：一是产生高效的行政管理；二是保持文化的传承；三是促进政治的统一。同时，据董晓宇介绍，全球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因为文化的传播、国家语言政策的选择以及外语的选择势必会受到本国公民、移民以及其他民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语言的选择是和世界的大事件紧密联系的，在非英语使用的国家中，对英语的选择有较高的功利需求，但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客观上对外语的选择是相对多样化的。

董晓宇提出，语言是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的标志，而如何摆正英语教育的地位，是语言教育政策制定中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语言教育的研究要打破角色的性质，现在的研究方法随着越来越多复杂的学科化研究，形成了各种研究方法的移植、渗透和融合。董晓宇表示对于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前景，首先应加强理论研究，其次是系统的研究。社会语言学是融合性的学科，不仅要从语言的内部进行外语政策的研究，还应考量跨学科的互动和研究。